在美华人的三大认知问题
前言
本文说明三个在美华人认知的关键问题，理解未来的趋势。一家之言，欢迎讨论，并作出自己的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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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历史有多久？
在很多人眼里，美国就是一个不到三百年的年轻国家，这完全是个误读。
但是，如果把1776年美国独立作为现代国家形态的开端，同一部宪法，同样的政体，美国其实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年长。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1792年建立，现在已经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。亚洲第一个共和国----中华民国是1911年建立，现代日本是1952年《旧金山和约》后建立，俄罗斯联邦是1990年建立。
所以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美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现代共和国。但不止如此，请看下面的图片
很多无神论者看不懂，以为这是在搞什么迷信仪式。这幅图画真实地描述了美国WASP理念的源头：耶路撒冷的信仰。天国的神给了人们永恒的超越的价值之锚，而不再跪拜人间的假神，从这样的宗教观念派生出了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观。
东亚人很难理解这样的概念。在1793年马戛尔尼带领大英代表团首次访问大清乾隆朝时，观念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了让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向乾隆磕头，大清官员绞尽脑汁，后来提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。在皇帝御座后面挂一幅英王乔治三世的像，这样大清人就很容易理解，马戛尔尼是在向他的国王磕头，也是在向大清的皇帝磕头。但马戛尔尼态度很坚决，他表示从不向君主磕头，不要说磕九次，连一次都不会磕头，只是行单膝下跪礼。只有向上帝时，他才会双膝下跪。小小的礼仪之争，体现出来截然相反的秩序观。
在信徒看来，既然所有人都是凡人，没有了人间的神，那意味着无人能够在法律之上。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，只服从法律。那么，他就是自由的。这就引出了现代法治的自由和平等观念。所以，自由和法治其实是一种观念。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撒播法治的种子，离不开其宗教观念的源头。正如现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时称：自己首先是一个基督徒，然后是保守派，最后才是共和党人。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无神论环境中的人，化了很长时间才得以理解这句话。
仔细观察美国的政治框架，可以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。从民选的市长、州长、议员、总统，我们看到了古希腊的影子。从总统、大法官和国会的设置，我们看到了罗马的元老院和执政官。从普通法，我们看到了英国的中世纪习俗和新教伦理。从行政立法司法的分权，我们看到了法国蒙德斯鸠的制衡学说。
所以，美国的政治理念一直可以沿着欧洲文明的线索一直追溯到二河文明，完全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和勃勃生机的古老国家。
～２～
家国同构观念
大家都知道，美国是世界种族民族的大熔炉，欧洲移民是美国人的主体。英国人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到美国，渐渐建立了美国。德国人移民到美国，成了美国人。非洲裔移民到美国，也成了美国人。
二战中，不同移民的忠诚度成了公共问题。1941年在日德向美国宣战后，美国会批准参战。要知道，德裔是美国的欧洲移民中最大的群体，占到了美国人口的15%，而英国裔只有9%，现在老川总统就是德国移民后裔。
经历一战的洗礼，二战中德裔受到的影响很小，基本不存在忠诚度问题，非常多的德裔美国人参加了军队参与对德国的作战，甚至欧洲战场美军司令、欧洲盟军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就是德裔，看一下他的名字Dwight David Eisenhower，很德国。
这相当于现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冲突，美方的指挥官是伊朗裔。现实中也是这样，经常在波斯湾转悠的杜鲁门号航母的舰长凯文·哈吉姆扎德，就是伊朗移民，他11岁才到美国。
与受信任的德裔相比，日裔美国人则被怀疑。于是，西海岸大约有12万日裔被强制迁到指定区域隔离，而日裔美国军人被派到欧洲去参战。在美国陆军唯一由日裔官兵编成的442步兵团，表现极为勇敢卓越，以鲜血证明对国家的忠诚。
与东亚人的国家观念有较大不同，欧洲人发展出来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契约理论，双方互相有权利和责任，这和欧洲长期的皇权与教权的对抗有关，也和长期封建制下形成的商业传统有关。
当国家成为一种至高存在，国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，结果就是国不知有民、民亦不知有国。那不仅给本国带来灾难，还会给周边制造麻烦。欧洲最惨痛的例子，就是纳粹时期希特勒搞的国家至上，差点毁灭了整个欧洲。近期的例子是伊拉克，当萨达姆政权遇到大兵压境，军事砖家嘴里的巴格达保卫战游击战丝毫不见踪影，各级长官都跑路了，从上到下，没有人愿意给萨达姆当炮灰。
与欧洲人不同，东亚的传统观念有个根深蒂固的属性，就是家国同构。家和国本来是二个不同的概念，家是血缘关系，国是公共关系。家是家，国是国。大清没了，家还在。民国没了，家还在。移民外国，家还在。最典型的就是苏州贝聿铭家族，他家族从明到清繁衍五百多年十五代人，贝聿铭移民美国后成为世界著名设计师。
东亚家国同构的源头，涉及到从小的威权教育模式。在《弟子规》里这么说“父母教，须敬听。父母责，须顺承。”儒家的父权解读，其目标是引出君权的合理性。在《千字文》里这么说：“资父事君，曰严与敬。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。”家庭的父权不容质疑，简单想一下，父母教的都是对的吗？显然不可能。如果子女对父母无法质疑，那意味着思想的退化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家庭作为社会细胞，父权的泛滥，极大限制了科学和思想的发展。
三百多年前，约翰·洛克在《政府论》中明确指出父权是一种亲权，是父辈对未成年人基于保护的管教权，这个权力随着后代能够自觉运用理性的时候而逐步消失。这个解读，彻底切断了父权与君权的关联，引出了独立的个体权利观念。而引用弗洛伊德对“轼父情节”的剖析，如果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被压抑，缺乏叛逆期的过程，将永远无法形成独立的人格。很大的可能，是在成年后弥补少年时的叛逆，表现为理性缺乏、自制力差、易情绪化的低智力状态。
如果群体如此，会导致什么后果？
～３～
对比印度裔
印度裔的数量和华裔差不多，都是五百万左右。但彼此的影响力，已经不能同日而喻。看一下近年的基础数据：
硅谷30%的工程师和15%的中高层是印度人，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、摩托罗拉、思科等企业都是印度裔CEO，全美500强企业中30%的CEO是印度人。相比之下，硅谷IT企业工作的华裔人数比印度裔多，但大多数是中低级员工，在高层的华裔比例极小，更没有一人成为全美500强企业CEO。
职场的发展差异，在群体收入数据也得到印证，印度裔家庭收入中位数远远高于华裔。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，亚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以7.26万美元，最高的印度裔有10.16万元，华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亚裔整体平均值为6.96万元。
看了一些华人码农写的分析文章，认为主要是下面几点导致华人落后：印度人善于拉帮结派，积极表现，而且英语好，能言善辩。如果是个别典型案例，那这样的分析差强人意。而现在是普遍差异，这样的反思实在是肤浅而不得要领。
做基层工作，和中高层，再到CEO，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要求。基层工作，主要是执行力，按照上头要求去执行，这对于华人没有问题，都是做作业和考试的高手。往中高层发展，团队的协调量、沟通量大增，需要的是主动性、竞争性、担当力。而担任CEO，看重的是价值观、影响力，和带领群体转型的领导力。
分工合作，团队协调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参与，基本价值观，这都是属于考试分数无法体现的软实力。而华人长期对公共事务的淡漠，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美国公共政治的决策和运行机制，要么自扫门前雪、单打独斗，要么成天想着搭便车占便宜，这样的群体难免被人牵着鼻子走。
而印度原来是英国殖民地，其政治和法律体系源于英国，在经历近七十年运行后，印度移民从小就耳濡目染，到了英美国家可以说轻车熟路，再加上没有语言障碍，和在母国没啥区别。看谷歌CEO皮查伊出席国会听证会，毫无违和感。而在英国，印度裔更是风生水起，Boris的团队中竟然有三位印度裔部长，包括最重要的内政部和财政部。
近年来，随着印度与美国政治的全面接近，经济也将深度合作，印度裔群体没有母国对抗式撅起的困扰，这大大拓展了他们的发展空间。面对压力，华人群体唯有大勇气深度反思，全力改善观念，走出唐人街聚居区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，才可能提升竞争力，争取未来的发展机会。